主持人：龔董，晚上好。今年是上海書展十周年，湖南是本次書展的主賓省，而中南出版傳媒集團作為湖南出版的領軍者，你們都做了哪些準備，有哪些特色活動跟網友們介紹一下。
龔曙光：書展就是賣書唄，賣書的人說不上特別的準備，因為我們每年、每月、每天都要賣書。至于主賓省，其實是一種展會的禮遇，每年邀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作為主賓，會更容易突出它的特色，更容易多些話題，也讓主賓在展會上更顯眼和光鮮，這是慣例。今年十周年是我們作為主賓，中國人傳統習慣里，“10”是一個大數，上海書展十年也不容易，所以在這個時候作為主賓，在中國人看來會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至于帶什么來?我們是來賣書的，當然是帶書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帶其它東西。上海書展是一個展銷類的書展，所以主要還是上海市民來買書。有買家就有賣家，有賣家就有買家，上海書展已經積蓄了上海市民前面九年的購買力以及他們的消費期待，所以我們來，其實就是來滿足這樣的購買力和消費期待。我們帶來了大概4000種圖書，其中主要是新書，大概近40場活動，主辦方告訴我說整個書展大概有600場的簽售會，我們大概占整個上海書展期間活動的7%。這和我們主賓省的身份大體可以匹配。有著名作家、編輯團隊以及畫家，他們都會蒞臨展會現場或者是活動現場，和讀者見面，來簽售他們的新作。活動主要還是圍繞著推廣或銷售圖書，并沒有和銷售活動不搭界的活動。我們關注上海書展，也是因為它在中國的書展中，是一個市民書展，而不是行業書展。它是一個以閱讀消費、以圖書銷售作為目的和評價標準的書展，這可能是對一個出版商來說，更看重的渠道。上海書展用十年時間，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影響力巨大的展銷平臺，不僅僅為上海市民提供了購買新書的便捷和便宜，同時也為全國同行搭建了銷書的平臺。我覺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這樣一種購與銷的互動中形成了上海非常濃烈的讀書氛圍，即我們通常說的“城市的書香”。每年有這么多的人，過去說是十萬人在短時期內來買書，對于一個大城市來講也應該是盛況，這種盛況是會影響整個市民的氣質，會影響整個城市的品格的。
主持人：很多人都用手機、iPad閱讀，你們在打造作者以及在推送作品方面，是不是會有策略，跟以往有調整?
龔曙光：其實我們多年前就在做了，作品都可以在手機上看到，不算新產品了。真正在手機上閱讀的東西，和傳統出版的東西還是有區別的。大家看到騰訊也推了很多經典作家，盛大每天也都推很多網絡作家，手機上都看得到。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專門為網絡寫的東西，可能更適合網絡閱讀；而專門為圖書寫的東西，可能更適合圖書閱讀。所以目前來講，有兼容的，但不是說這種兼容是完全對等的。當然也有少數，比如說《步步驚心》這本書，網絡銷售非常好，最高時候要下載十幾萬次，當然它的圖書也銷得不錯，我們拿了它的版權之后，也銷了二十多萬，但是絕大多數的東西應該還是有側重的，有的更適合紙質閱讀，有的更適合手機閱讀，所以不是所有的都完全可以兩邊共享。在很多介質上很便捷地看到我們的出版物，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但是不是每本紙質暢銷的書在網絡上都暢銷了，即使最當紅的傳統出版社推出的小說，也未必都在互聯網上就很走紅，有人群消費習慣的問題。可能讀經典作家的、讀嚴肅作家的這種人群更適合紙閱讀；而愿意讀網絡小說、口水小說的受眾可能更喜歡手機閱讀。所以不太一樣。但是我始終要求現在所有的書都必須數字化，都必須按照網絡閱讀的基本規則和閱讀的主流習慣，來對作品進行加工和改造，也必須要拿到平臺上去，人家要找得到。我們天聞數媒現在在移動互聯網上的收益，目前依然是各個集團公司排在前面的，這也說明我們傳統出版產品在互聯網上的售賣還是比較正常的。去年我們大概有2000多萬的收入，今年可能更快一些，應該會接近5000萬左右。
主持人：你們前不久跟湖南教育電視臺達成合作，成立了湖南教育電視傳媒有限公司，是什么樣的契機促成你們有這個合作?
龔曙光：說不上什么契機。第一，做全媒體的傳媒集團，這是我們的基本戰略，不是從今天開始，也不從昨天開始，多年以來，我們的基本戰略就是做全傳媒公司，這個戰略決策決定了我們會進入電視，而且不只做一個電視臺或者電視頻道；第二，因為教育臺是湖南的資源，整合起來可能阻力會小一些，因為現在的資源都帶有很重的行政區劃色彩，比方說我要去外省跟人家電視臺合作，可能當地政府就不那么支持，湖南教育電視臺是湖南自有的電視資源，省委省政府以及其他主管部門行政支持的力度就會大一些；第三，因為我們幾十年積累了大量的教育資源，這些教育資源都是以紙媒的方式來呈現，如果有一個電視媒體把我們的教育思想、教育資源能夠共享，這當然是對雙方都很有價值的事情。我相信中國任何一家教育電視臺所擁有的教育資源都不會比我們豐富。因為中國教育電視臺的歷史和我們教育出版的歷史相比，要短很多。我們擁有教育類的產品，幾十年來都在深刻影響受眾，我們每年出版的教育類產品，把圖書、雜志加在一起，估計達到2億冊以上。這些讀者應該可以轉化為我們的觀眾。所以它是一個資源整合的需要。就是我們有資源，他們有平臺；我們有思想，他們有經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種結合無論從可能性或可行性，都很高。
做教育與我們自身的發展戰略比較接近，我們并不想做一個普通的新聞臺，一方面現在的新聞資源平臺并不少，競爭也很激烈。另一方面戰略上難做出什么特色。我們更希望在教育產品的大序列里，我們的媒體能夠很齊全。你比方說我們有了教育臺之后，就媒介的齊全性而言，中國任何一家出版集團都不可能跟我們來比，我們平臺資源更豐富，他們不可能像我們那樣使一種教育資源可以分享到多種傳媒產品上去，同時也不可能像我們那樣形成多媒體的互動，形成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所以這些應該就是你所說的契機，其實“需要”就是最大的契機。沒有什么故事，沒有什么背景可以跟你分享的，就這么簡單，就是需要，而且是彼此的需要。
主持人：你們現在電視這塊已經有合作了，會有打算進軍電影?因為你們有很好的內容。
龔曙光：沒有這種打算。對我來講，電影只是我很關注的媒介，不是我必須做的，因為電影沒平臺，我更重視的東西是平臺。像我們做書，它有編輯部，編輯部是平臺，它有新華書店，新華書店是發行平臺，我們做網站，網站是平臺，我們做數字出版，數字出版有一體化的平臺，我做電視，電視是平臺。但是電影就像一個猴子掰苞谷，手里永遠一個。
另外我不太喜歡當票友，我們來做電影，你說做什么呢?它對我的主營業務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我做教育電影?好像不大好，作為教輔，來用電影發行?好像也不大好。就某一本小說改編成電影，就叫做電影了?我覺得我們現在產業態度很不嚴肅，拿2000萬塊錢投個電影，跟人家去加個棒，這也叫我做了電影?無外乎就是運氣好掙點錢，運氣不好虧點錢。目前我還沒準備去做這種玩的事。因為中國電影市場，現在的電影公司已經夠多了，我覺得已經不缺少電影公司了。至于你說我來投電影，我就能投成一個好萊塢，好像不太可能。我也不認為中國的出版集團哪一家可以做成好萊塢，我知道有幾個投了一點電影，無非就是玩，然后給自己貼個標簽——“我也在做電影。”你離做電影遠著呢，你給了人家2000萬塊錢就叫做電影，這就像人家出十萬塊錢做高科技，你給他十元錢，你就說你在做高科技，恐怕沒什么關系。我不敢說我未來不做電影，我如果做電影，也不是他們這種做法。我只是覺得，第一我沒有什么好的理由一定要做電影，第二電影這個行當現在又不是一個藍海，它已經恐怖得不得了，中國一年就這么多塊屏幕，每一年的檔期是鐵定的，它最多也只能上百十部說得上名字的片子。現在絕大多數不是虧的，而是死的。你上不了院線，你就得死，你還能干什么。現在視頻網站買電影是聯盟式的，幾個視頻網站，買電視、買電影已經結成聯盟了，反正就是壓你價，而且如果沒法進院線的話，基本上就是送給他，他都愛理不理。所以說為什么不去做電影?關鍵問題是與我的戰略沒什么關系。
我們是一個以全介質平臺建設作為核心戰略的公司，如果從戰略角度來講，我有可能做院線，因為院線是平臺。但是現在要我去做院線可能性也不大，因為中國院線基本成型了，而且再做耗資太大。雖然目前來講，轉讓是賺錢的，中國電影現在也正在走上坡路，但是你說一定要花幾百個億上千億，來建個院線，什么時候把投資收回來呀?所以短時期內，我們在戰略上不會去選擇做電影。說戰術上，如果說我們哪個小說很火，別人一定要拍，要我們加個棒，這個有可能。但是說我拿20個億、30個億成立一個電影公司，專門來拍電影，這種可能性不大。
主持人：現在有很多人說網絡時代到來，其實分流掉很多傳統時代的作家，對傳統作家的創作產生影響。
龔曙光：我要告訴你們，你的父輩、你爺爺的青少年時代，是因為沒有足夠多的“腦殘”書給他看，他才可能看魯迅、郭沫若，要不然他也不看。因為那個時代殘廢了，所以他才沒有被說成是現在這種所謂的“腦殘”。我們就說新文學時代，新文學時代最流行的書不是魯迅的書，也不是胡適的書，是誰的書?是鴛鴦蝴蝶派的書。那你們的母親少女時代那么喜歡瓊瑤呢，那不腦殘?因為現在數字技術發達了，太容易出統計數據了，當年沒辦法，很不容易做統計數據，因為說某一本書賣了100萬，1000萬本，但是它傳播呢?今天借給我看半天，明天我借給你看半天，那個傳播率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當年知識青年也就是16、17歲，比現在看《小時代》的人年紀不會更老。他們還抄寫《少女之心》呢，那腦殘不?
主持人：既然談到《小時代》，怎么看郭敬明的小時代?您看了嗎?
龔曙光：我沒看，因為不是我看的東西。很多人說看小時代的是腦殘，其實喜歡小時代的本來就是心智正在發育中的年輕人，從成年人的標準來說本來就是腦部發育還沒有完全，就是“腦殘”。那么，第一我根本不需要去看，但我能理解這些人為什么會喜歡它，為什么需要它。第二他不需要我看，我不需要看他。因為我已經過了腦袋發育的年齡，現在我要擔心的是小腦萎縮的問題，假若我腦殘肯定是腦萎縮導致腦殘，而不是發育不足導致腦殘。第三是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偶像，任何偶像出來被認定為偶像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郭敬明也好，韓寒也好，肯定有他的合理性。所以不用懷疑他合理不合理。這么多的人用時間來投票，用青春來投票，他比選一個美國總統差嗎，不差。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還有更多個人利益的考量，比如投民主黨，民主黨會庇護誰；投共和黨，共和黨會庇護誰。他們這種投票還沒有任何現實利益在里面，就是喜愛，就是認同。你讓我這么一個老同志談對小時代的評價，評價它好與壞，哪個細節好，哪個細節壞，我如果按你的要求做了，那才是腦殘呢。
現在很多人有點杞人憂天，看見青少年跟著郭敬明跑，擔心；看見有女孩喜歡繪本，覺得不對。你去問你奶奶十一二歲的時候干什么?你奶奶的奶奶十一二歲的時候干什么?那就是做女紅呀：學繪畫，學繡花。現在你既不要她學畫畫，也不要她繡花，她喜歡花還不行嗎?她喜歡看一點繪本還不行嗎?這個年齡的女孩，天生對于單純形式的美有偏好，這是天性。我們現在這些所謂媒體人才是真“腦殘”，一講到小孩喜歡小說，喜歡繪本，這就不得了，就叫沒有志向，就叫垮掉的一代。現在大家看看《小時代》，覺得這人都跟郭敬明跑。不跟郭敬明跑，難道跟你跑，他們本來還在“腦殘”的心智發育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