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國“兩會”正如火如荼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在會議間隙接受了《出版人》等媒體的采訪。

龔曙光在本屆“兩會”上的建議與文化產業密不可分。他建議加快國有文化資本運營平臺的建設，使國有文化資本從行政式的管理向資本管控式的運行轉變，從而加快國有文化資本的運營投資效率，減少國有資本的風險，進一步發揮國有資本在整個文化傳播領域的作用，使文化的資本投資能夠獲得更好的社會效益。他還倡導國家加快文化援外的項目，在樹立大國形象的同時，也使中華文化能更有效地走出去。

記者：供給側改革是目前的焦點之一。在您看來，我國文化產業在供需關系上是否存在問題，應當如何進行改革？

龔曙光：如今社會上普遍認為供給側改革主要是針對能源、鋼鐵等工業領域，而似乎與文化產業無關，我認為這是一種誤區。在傳統文化產業與新興文化消費市場之間，同樣存在著供給和需求錯配的現象，形成了產能過剩的問題。文化產業不是供給側改革的重災區，但也一定是災區；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的需求，也和能源、鋼鐵產業一樣緊迫。

文化產業的產能過剩，在出版領域首先體現在編輯能力過剩。我們目前全國每年生產超過40萬種圖書，其中有一部分是沒有銷路的，這些圖書就造成了出版單位庫存的積壓與行業利潤的大幅下降，也造成了國家資源和文化產能的浪費。因此，文化產業也依然有著“三去一降”的任務。

在產品復制的環節上，也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比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報紙的發行量在下降，對印力的需求也在急劇下降，但如今各大報業集團的印務中心都是按照過去巔峰時期的發行量配置印力。印刷之外，過去遍地開花的磁帶、光盤的生產企業，如今也基本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的狀態，這無疑都帶來了大量富余產能。

文化產業的產能過剩，從書報業到影視行業都是存在的。所以，供給側改革也正是破解文化產業發展困局、推動創新與業態升級、提升自身供需適配性的一項重要工作。同時，文化產業又有特殊性，它的本質屬性是創造，核心資源是創意人才，所以相比其他行業，文化行業更能夠通過創新來改造業態、提升產品。我們談的編輯能力、復制能力過剩等問題，也可以通過三個層面的創新來解決。

一是以供需適配的創新實現“去產能”。以印刷為例，國內過剩的印刷設備及其所形成的產能在“一帶一路”上的許多欠發達、不發達地區是有需求的。中南出版傳媒集團每年就會在東南亞接到數量不小的印制訂單，也有一些“一帶一路”國家的教育部門與我們洽談，委托我們印制教材。所以我們在東南亞設立了自己的辦事機構，也積極準備把一部分富余的印刷產能向外轉移，形成我們在“一帶一路”上幾個主要的海外印務中心。可見，以創新的思路來重新進行供給與需求的適配，能夠實現去產能或者激活產能的需求。

二是以營銷手段的創新來去庫存。過去我們出書的典型模式是“有棗無棗打一桿”，一本書出版之后，市場的反饋很難回到編輯這里。而在如今這個互聯網高度技術化、精準化的時代，我們完全可以在一本書出版之前利用大數據分析為它找到每一個讀者的需求。此外，眾籌也已經成為圖書更精準化服務的重要模式，如《快樂老人報》旗下出版事務所推出的所有圖書都是先在楓網上進行眾籌，事實表明這些書的需求總會比第一版的印數大。從印刷比銷售多變成需求比供給多，利用眾籌模式，出版完全可以做到零庫存。

三是以產品自身的創新來促需求。在反映社會對物質和精神需求的變化上，沒有哪一個行業比文化產業更敏感。文化產品賣不出去，一定是你的創意不新鮮、沒特色、過氣了。文化產品迭代很快，產品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創新性決定了它和市場之間是不是適配。能不能夠通過創新擊中社會的文化熱點、引爆社會的文化需求，是一個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在國民經濟的眾多產業中，文化產業對物理性資源的依賴較小，調整好供需關系后，文化產業在這一輪改革中有先發優勢，也有爆發趨勢，所以供給側改革對于文化產業的發展是抉擇，也是機遇。我們應當正確認識到自己在這一輪改革中的任務，按照中央方針堅定而有韌性地推進改革的進程。

 記者：在今年“兩會”中，您曾倡導國家開展文化援外項目，這一模式對于中華文化的“走出去”有何促進作用？

龔曙光：援外是實現國家外交戰略的一種經濟手段。我們國家自提出“一帶一路”的外交思路以來，與之相匹配的援外資金和項目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很好地支撐和拱衛了大國外交政策。但過去我國援外時更多關注受援國在基礎建設方面的需求，而相對忽視了對方的另一種剛需，那就是文化需求。

過去一段時間內，中南傳媒主推的“援南蘇丹教育技術合作項目”計劃通過頂層設計、教材編寫與印刷、教師培訓等幫助南蘇丹建設現代教育綜合發展體系，至今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援南蘇丹項目的意義不僅在項目本身，更在于讓我們發現了“一帶一路”上還有很多國家有文化援助上的剛需，這種需求和對住房、公路的需求一樣關乎國計民生。文化援外，對中國當下的文化產業而言有雙重意義：除了上面提到的產能轉移外，還可以建設文化“走出去”的主流通道，讓中國文化更暢達、更有效地對外輸出。

我國的文化“走出去”做了這么多年，在弘揚傳統文化、傳播當代文化上卓有成效，但是我們也要客觀地看到，這條“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好走，而這種傳播的有效性也不可以高估。究其原因在于，迄今為止我們在許多國家還沒有搭建起使中國文化進入到輸出國家主流人群的管道。文化援外所能提供的，就是這樣一條通道。

文化援外相比修路蓋樓不僅有當下意義，更有長遠意義。部分欠發達、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教育基礎差，甚至連為學生提供高質量課本的能力都不具備，如果我們利用援外的資金為他們印制教材，勢必可以將對中國的情感潛移默化地深植于受援國人民的精神深處。同時我們可以通過協商，在教科書中加入中國文化的因素。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學生從小學到高中，每年都能讀到一篇關于中國文化、風光、科技發明的課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當代文化“走出去”而言，將會成為何其實在而持久的通道。

 記者：在國家倡導媒介融合的環境下，文化企業應當如何響應國家號召，積極開展跨媒介的嘗試？

龔曙光：紙和屏兩大介質的矛盾，構成了當代出版業最根本的沖突。中國出版業的未來究竟在哪里？對于這個問題，我在十年之前就曾有一個判斷：屏在基本功能上替代紙的趨勢是不可改變的，但是屏不可能馬上、根本性地替代紙，傳統紙媒和新興屏媒之間會有二十到三十年的交互發展期，在這段時期內它們將并行存在，并行發展，甚至可能存在某種互補性。

這個交互發展的時期是一個特殊的機遇期。傳統媒體發展到今天，如果不與新技術相融合，在未來是鐵定要被淘汰的。而新的技術平臺若不與傳統媒體的資源相結合，也可能會宕延其發展速度，減弱其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所以交互發展也是雙方的需求。現在中央提出融合發展的理念，也是就這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交互發展的特殊時期而言的。

融合發展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互聯網+資源”，以互聯網的核心技術為基礎，來附加傳統的文化內容，互聯網公司進軍文化產業，走的都是這條路。另一條路是“資源+互聯網”，包括培生集團、紐約時報集團在內的許多傳統媒體都有此類嘗試。“互聯網+”是技術和資本驅動，“資源+”是內容與資本驅動，國內幾個比較大的出版集團，在這些方面應該是有一定的優勢的，而太小的公司也許很難成為獨立的平臺，未來可能會附庸于大平臺、大集團等專業技術或者專業內容的提供者。

記者：近幾年，IP成為文化產業的熱詞，請問您如何看待IP運營的前景？

龔曙光：今天我們總說所謂全版權運營、IP價值重估、跨界經營這些新詞，但傳統出版在過去其實就有跨界經營、多媒介資源整合的傳統。對于IP，我們從不陌生。作為文化產業中最古老的作品類型之一，故事一直在扮演文化產業驅動者的角色，圍繞故事的資源開發，決定了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而在目前的環境下，一個擁有超級IP的公司的價值將要遠遠高于一般傳統資源型文化企業的價值。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全版權運營？首先要有催生IP的能力自不必說，其次還要有IP資源的運營能力。從一個故事變為一個多介質的文化熱點，最后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這要有對應的運營能力。

以中南傳媒為例，雖然我們一年要出上萬種書，但內容的原創性一直是我們的追求。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中南傳媒最新的廣告語已更新為“催生創造，致力分享”，此外我們還買斷了王躍文、殘雪等作家的作品，在原創IP領域有充足的積累。在多版權運營能力上，中南傳媒也有亮點，包括唐家三少、江南在內的許多人氣很高的網絡作家的作品改編漫畫都是我們做的。

可能有人問：為什么沒看到中南傳媒投影視？在我看來，對中南傳媒這樣的公司而言，在跨界經營上貼標簽沒有意義。不是有個好劇本，投上三五千萬，就能對外宣稱中南投了影視。如果介入影視，要么我有能夠專業營運影視的團隊，要么我有專業整合制作發行通道的人才。其實，這些年我們一直在致力于多版權運營體制的思考、團隊的建設以及機構的搭建。從2016年開始，我們會在IP運營上逐漸發力，我們已經有了對應的基金和專業的人員計劃向這些領域進行投資，也會有專業化的機構來進行版權的洽談和運營，還與國內最頂級的全版權運營公司結成了排他性的戰略合作關系。面對IP運營這道難題，中南傳媒正是用自己的資源和資本去破解，從而實現自己的產業轉型和升級。

 記者：在今年的兩會中，您提議要加快國有文化資本運營平臺的建設，對此應如何解讀？

龔曙光：中央提出國有資產管理模式改革，給出的方案是由過去的行政式的資本管理轉變為資本運營式的管理，措施就是建設資本運營平臺，也就是把行政式資本的管理變成公司化的資本管理，與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接近。

在此背景下，我提出加快國有文化資本運營平臺建設的建議，是基于文化產業發展的現實欲求。如今，國有資本的管理依然是所謂行政授權模式，管理模式、考核標準都是行政化的，與資本運營本身存在不適配的問題。現在的文化企業得把資本運營責任和企業運營責任雙肩挑，既要管幾十、上百億的資本的投資，又要管具體到一個產品幾毛錢的定價，沒有人能兼顧得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其次，行政授權模式往往導致企業依據自身發展的狀態，而不是根據產業發展的需要或戰略來選擇投資的方向和標的，這就有可能使我們有限的投資能力最后變為一地雞毛。構建運營平臺之后，企業只能根據國家戰略或行業的發展現狀去選擇重大、重要的項目去進行投資，這樣就能夠保障國有文化資本真正用在刀刃上。

最后，國有文化資本運營平臺有利于面對新技術和國際化市場。總書記講話、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中都強調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這離不開平臺和管道，而一個國際傳播平臺的搭建不是一個小企業做得了的，也不是現在的考核機制做得了的，只有資本運營平臺才能肩負這樣的國家使命。所以說從國家戰略的實現到行業戰略的把控再到文化企業的管理，都需要建立這樣一個平臺，這也是文化企業改革所面對的一個比較深層次的問題。

 記者：中南出版傳媒集團在“十二五”期間的營收和利潤都有非常大的突破，請問面對“十三五”，集團又有怎樣的規劃？

龔曙光：依據中央指示，整個“十三五”期間，整個國家的經濟都應該由速度焦慮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中南傳媒“十二五”期間持續高速發展，也積累了一定的“速度焦慮”。“十三五”期間我們將落實中央的指示精神，將“速度焦慮”釋放出來，維持中高速的發展速度，轉而更加注重發展質量。

從整個產業的實際情況來看，“十二五”的高速發展可能是傳統出版業最后的沖刺，而“十三五”應該是傳統出版業實現重大轉型的關鍵時期。抓住了機遇，就緩解了緊迫，丟失了機遇，很多傳統出版企業也許將會在未來面臨生存危機。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在“十三五”期間發展的核心是平臺建設，而不是發展速度。我們要通過“互聯網+”“資源+”的發展路徑，依賴現代傳播技術形成新的傳播體系，為“十四五”的高速發展奠定基礎。所以“十三五”對于中南傳媒應該是一個轉型的五年計劃、變革的五年計劃、以質量替代速度的五年計劃。所以我們不可能也不希望繼續保持“十二五”的高速增長，轉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平臺建設和質量建設上。